1171年7月3日，45岁的陆游携眷属启航，作别家乡绍兴江阴（今属浙江省绍兴市），去夔州（今属重庆市）当官。

陆游没刚硬到，这将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要紧时刻：而后160天，行程5000余里，换船5次，一次遇险，一次搁浅，穿越浙江、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湖南、重庆七省市，经吴越、荆楚、巴蜀等文化区，最终写出了《入蜀记》（陆游著，钱锡生笺注，陕西师范大学总社出书，2024年10月），它被觉得是“中国第一部长篇纪行”。

此时，陆游更纠结于两个问题：

领先，自认老大，已惧远行，即“少年亦慕宦游乐，投老方知行路难”，此次旅行真有必要吗？

其次，宦途多艰，陆游少年科举屡败，后得推举，36岁受赐“同进士降生”，38岁被排挤出朝，得张浚升迁，40岁当上八品通判，又因张浚失势，不久被罢官，在家失业4年后，终于等来再被征召，却如故八品通判，且远在夔州，倍感“但忧死无闻，功不挂青史”。

其实前一年的12月25日，陆游便收到了任命，因生病，拖了半年多才动身。

只看《入蜀记》，如老衲入定，波浪不兴，明末萧士玮称“短文所到，如空中之雨，小大萧散，出于当然”，编《四库全书》的馆臣也称其“雅洁”。可陆游同期期写了数十首诗，每都门很情绪化，比如启航前给好友梁克家写的《投梁参政》：

流离鬓成丝，悲吒泪如洗。

残年走巴峡，迤逦为斗米。

《入蜀记》是一个悲愤者写下的安详笔墨，仅仅少有东谈主能廓清：陆游为什么要这样写。

千年演化才有了行游日志

“明末四令郎”之一方以智说：“陆放翁《入蜀记》，有好奇者。夫不测为文，文之至也。状物适状其物而止，叙事适叙其事而止。不增不减，自尔杂沓，然是通神明、类万物，古今称谓，信笔淋漓，乃能物如物、事如事，而成至文耳。”

方以智这样说，是基于文学史视角：从日志到行游文学，阅历了上千年演化，至《入蜀记》始有大成。

日志出自起居注，史官每日志录君王言行，一是动作撰修国史的基本材料，二是存留君王嘉言，以训诫后东谈主。此传统始于周代，现有最早文本是东汉马第伯的《封禅仪记》，记载了建武三十二年（56年）正月，汉武帝刘秀至泰山封禅的全进程。

《封禅仪记》体现出早期日志的特色：它是写给别东谈主看的，有猛烈的舞台感，“我”被摒除在外……这使它无法成为文学。

唐代李翱的《来南录》是日志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，从写君主酿成写“我”，由此带来的窘境是：“我”有什么可写的？《来南录》记载了李翱在唐宪宗元和四年（809年），全家从洛阳到广州的行程，历时半年，仅1000多字，所记皆治病、宴饮之类生涯琐事，胜在文笔典雅、冷静不迫，让东谈主看到：“我”其实也不错成为评释对象，也能写得真谛。

接下来是北宋欧阳修的《于役志》、张舜民的《郴行录》等，陆游在写《入蜀记》时，受到了这两部作品的影响。《于役志》记载欧阳修被贬官后，从汴京到夷陵（今属湖北省宜昌市）的路径见闻，即“行虽久，然江湖皆昔所游，每每有亲旧留连”，但记载我方插足宴饮的内容太多，被讥为“酒肉账簿”。《郴行录》记载了从汴梁到郴州的一齐茂盛，“凡景观佳胜处，几游历殆”。与李翱的《来南录》不同，这两部作品不再纠结于“我的行程”，聚焦于“行程中的我”。但《于役志》《郴行录》未澈底措置“我有什么可写的”的窘境，为避探求、单调之病，篇幅均不长。

《入蜀记》能成为里程碑，因文本上有崎岖。

宋代行游类日志作者大多有治史配景，如欧阳修、张舜民、黄庭坚、范成大、吕祖谦等，陆游也三任史官，修过《两朝实录》《三朝史》，并著有《南唐书》，老到其时日志体的文本模范，即必须呈现出“日志的史学传统”，在此桎梏下，陆游照旧能“把‘我’讲丰富”。

陆游找到了新的均衡点——让“我”来讲历史。行游日志由此从客不雅走向主不雅，从记事走向文学。

真确想写清的是“我是谁”

陆游对《入蜀记》颠倒敬重，嘱其子：“如《入蜀记》、《牡丹谱》、乐府词本当别行，而异时或至消散，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，附于集后。”《入蜀记》不是绝对的文学作品，不行只看文学价值，它真确祥和在：转型时间中，东谈主该怎样找到“我”。

宋代是一个特等的时间：

一方面，经济空前隆盛，如史家贡德·弗兰克（《白银成本》的作者）说：“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，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、交易化、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跨越寰宇其他场地。”

另一方面，富庶未调动为稠密，反成诟谇，“空泛却稠密”与“富庶却弱小”俨然只可二选一，即文天祥所说：“闻古今六合能免于弱者，必不行免于贫。”

陆游生于北宋耽溺之际，即“我生学步逢丧乱，家在华夏厌奔窜”，少年时“亲见其时士医师，相与言及国是，或裂眦嚼齿，或流涕哀哭，东谈主东谈主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”，可他们的真心不被王人集，他们的死力皆付东流。陆游的淳厚曾几主战，始终遭摒除，晚年赠诗给陆游：“问我家居谁暖眼，为言忧国只寒心。”至于陆游我方，蹉跎至40多岁，仍一事无成。

要是注定无法融入本质，“我”如故实在的吗？我存在的意思安在？通过《入蜀记》，陆游传达出三种声息。

其一，山水的骨子是东谈主文，山河如画，是因前辈将人命融入其中，此外无景观。故至池州念念北宋由此灭南唐，见北固山“狠石”念蜀吴在此缔盟抗曹，游天庆不雅寻岳飞父子画像……《入蜀记》记东谈主文景不雅100种，当然茂盛仅16种，穿行于“崎岖铜驼”，成为陆游串联英豪听说、为当然附魅的进程。

其二，遵从精采，在真山真水中读懂诗意。《入蜀记》引前代诗文180多处，116处有评价和验证，真实是打着纪行幌子的诗论。其中隐含着陆游的态度：精采屡遭迤逦、耻辱后，仍应信服其力量。在陆游看来，宋东谈主工稳、缜密不逊于唐，却乏李白的张扬、厉害，是以全书引证唐诗64处，李白诗占34处，杜甫诗占12处。由此崎岖“宋东谈主诗话，传者如林，大抵葫芦依样，迤逦征引”之弊。

其三，广袤视线，以山水养气。陆游曾说：“文以气为主，出处无愧，气乃不挠。”“挥毫当得山河助，不到潇湘岂有诗。”在《入蜀记》中，颇录奇物、奇俗、奇景，如“物长数尺，色正赤，类大蜈蚣，奋首逆水而上，激水高二三尺，殊可畏也”，不知何物；另记木筏托起的水上城市，“上有三四十家，配头鸡犬臼碓皆具，中为阡陌相往来，亦有神祠”，有“仰不雅天地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的况味。

三种声息相加，“我是谁”之问豁然活泼。

两个陆游谁为真？

雅各布·布克哈特在名著《意大利文艺回答技术的文化》中，称“文艺回答之父”彼得拉克的纪行开启了“东谈主的发现”——站在古代确立眼前，咱们会刚硬到，一切不全由天主创造，历史亦然创造者。此论有争议，但呈现了一个事实：近代转型从旅游开动，旅游使东谈主集中“我”，对东谈主生苦短有了进军感，从而在逃与冲之间作念出聘任。

宋代的富庶也鼓励了旅游，宋东谈主赵季仁说：“某平生有三愿：一愿识尽世间好东谈主，二愿读尽世间好书，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。”

值得关注的是，《入蜀记》中的陆游，与入蜀之路上诗篇中的陆游，反差惊东谈主。在归州（今属湖北省宜昌市），陆游探问了寇准畴昔修的秋风亭，写下诗句：

江上秋风宋玉悲，主座手自葺茅茨。

东谈主生穷达谁能料，蜡泪成堆又一时。

以古托今，痛刺骨髓。可在《入蜀记》中，陆游却浅浅地写谈：“谒寇莱公（寇准）祠堂，登秋风亭，下临山河。是日重阴微雪，天气飂飃，复不雅亭名，使东谈主惘然，始有流荡海角之叹。”

宋制，官员履新需先到吏部领告身（古代授官的凭信）、官印等，还需向天子、宰握、御史台推辞，陆游在临安（今杭州）待了10天，仅记290字，可见管事不顺畅。在离开临安的船上，陆游倏得记下：

是日便风，击饱读挂帆而行。有两大舟东下者，阻风泊浦溆，见之震怒，顿足诟骂不已。舟东谈主不答，但抚掌大笑，鸣饱读愈厉，作得志之状。江行淹速，常也，得风者矜，而阻风者怒，可谓两失之矣。

如斯真谛的细节，全书仅两三篇，不是陆游不会写机动，而是诗不错兴不雅群怨，行游日志在其时属于史，受记史文学所限。只可庇荫磋议。

《入蜀记》中，陆游还记载了他和秦桧孙子秦埙的交易，秦埙甚而送药到陆游的船上。《宋史》称陆游早年因科举获利高于秦埙，被秦桧所恨，致名落孙山，此说不确，秦埙科举只得探花（第三名）。但陆游的爷爷陆佃主战，因秦桧而阵一火宦途。陆游在《老学庵札记》中，对秦桧一家极尽讪笑，在《入蜀记》中，却无涓滴情绪。

古代文学丰富，不同体例的行文阵势绝对不同，如今长入称为散文，文学间的判袂被笼罩，跟着阵势清除，“念念想内容”成了独一门径，可“念念想有深度”不即是“文学好意思”，形而上学判断压倒文学判断，揣摩古东谈主之意趣便成难事，咱们反被本身传统关在门外，甚而已读不出《入蜀记》之妙。

于是，阅读《入蜀记》的意思就在于：让东谈主文山河之好意思，带咱们回家。

文｜唐山

剪辑｜罗皓菱足球投注app